「不惜乍污那個時代最受人重視的名節」——這個話呢，略有點過。
《河南程氏遺書》中記載：「或曰：古語有之：『出妻令其可嫁，絕友令其可交。』乃此意否？曰：是也。」程頤沒有完全反對婦女再嫁，也並未要求廣大普通婦女必需守節。

所以程頤的甥女曾經再醮，其侄媳也曾改嫁。程頤在《先公大中家傳》中記載其父「取甥女以歸，嫁之」，並盛讚父親「嫁遣孤女，必盡其力」。稱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「慈於撫幼」，並讚揚幫助婦女再嫁的行為。由此可見程頤對婦女再嫁的同情。

宋代寡婦再嫁具有普遍性，再嫁之女包括上至宗室，下至普通老百姓，並且得到士大夫階層乃至最高統治者的許可與贊同。宋英宗治平年間詔「令宗室之女再嫁者，祖父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以上，即許為婚姻。」神宗元豐元年「詔宗室祖免以上女，與夫離再嫁者其後夫己者，轉一官。」
範純佑死後，其父范仲淹將其妻改嫁門生王陶。王安石因其子嫌妻，怕兒媳受屈，遂幫助選婿另嫁。二程的親屬中亦不乏改嫁之人。即便是宋英宗的女兒亦曾再嫁。所有這些說明婦女再嫁對於嫁娶雙方來說都屬正常的社會現象，沒有遇到什麼阻力，也未見時人有指責者。

從宋代的記述來看，范仲淹母親帶子改嫁，其實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，沒有太不容於社會的道德挑剔，只是從范仲淹的經歷能看出來，范家與朱家的家風不太寬和，而范仲淹的大度寬容與範母的仁慈令人敬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