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爱玲。（图片来源：维基百科）
1949年，上海即将易手。周恩来同夏衍商量中共接管上海后的文化工作。
夏衍1927年就加入中共，1929年同鲁迅一起筹建williamhill官网 左翼作家联盟，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之一，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就出自他手。上海易手以后，他还出任上海文管会副主任、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，主管上海文艺界。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几位从来不属于“进步文化阵营”的名人，叮嘱要设法争取他们留下，其中有刘海粟、张爱玲。夏衍晚年回忆这件事时提到，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，已经辗转读过张爱玲的《传奇》。
然而三年后的1952年7月，张爱玲离开上海去了香港，终生再没有回大陆。
从1949年5月上海易手，到1952年7月离开，张爱玲在中共政权下的上海住了三年。这三年发生了什么？这三年里，土地改革、镇压反革命、抗美援朝相继展开，毛泽东亲自出手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接踵而来，她赖以为生的那个文化环境一年一年变了模样。她和导演桑弧的感情，也在这几年里从彼此扶持走到了各自分开。一个作家怎样被时代推着走，一个时代的文艺生活又怎样被红色政治重新安排，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三年里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同在名单上的刘海粟，后来被抄家批斗；从美国应邀回国的老舍，在文革中受辱，死在北京太平湖；就连当年奉命争取她、还想给她安排工作的夏衍本人，也被关押多年，直到1975年才获释。
周恩来争取非左翼作家图什么
说起周恩来为什么要特别点张爱玲的名，周读过《传奇》，只不过是个人的阅读喜好，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专门过问一个女作家的去留。
要理解这件事，得先看1949年的张爱玲是什么处境。抗战胜利以后，她因为和胡兰成的关系，在舆论里被归入“文化汉奸”一类。1947年她在《有几句话同读者说》里写道，自己从没想到需要辩白，这一年来却常被人议论，好像被列进了文化汉奸的名单；她还说，自己写的文章从不涉及政治，也没拿过任何津贴。陈子善认为她这话说得太轻巧了，当时的社会舆论，实际上已经把她判定为“女汉奸”之流。说实话，周恩来点名要争取的这位作家，没什么政治资本，身上还背着一层很重的嫌疑。
然而周恩来交代给夏衍一个方针。据夏衍记述，赴上海之前，周恩来要求把团结的范围放宽，过去不问政治的人，甚至反对过共产党的人，只要愿意留下、“爱国”、肯为中共做事，都应当争取。张爱玲正好落在这个范围的“最边缘”。连她这样的人也写进争取名单，等于向整个上海文化界示好：中共“团结”的范围放得有多宽，名单上的名字越出人意料，这个姿态就越卖力。
上海的文化生产当时大半还握在民间手里。拿电影来说，国营创作队伍还没建立起来的那几年，全国每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国产片出自私营公司。张爱玲1947年为私营的文华影片公司编剧《不了情》和《太太万岁》，导演都是桑弧。《太太万岁》上映时场场爆满。中共要接管的，正是这样一张由编剧、导演、报人、出版商和读者连起来的圈子，圈子里叫得响的名字，能留下一个是一个。张爱玲又是这张网里最难归类的一个。她大红大紫的成名跟“革命立场”没有什么关系，笔下写的是家庭、生计、婚姻等，和讲集体、讲“革命叙事”离得很远。
1988年，夏衍谈起自己为什么欣赏张爱玲、希望她留下，说得很坦白：“一是爱才，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的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’这一方针。”显然，爱才是出于文学成就上的判断，“团结”则是政治工作。
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三年
这三年里张爱玲怎样观望、试探，又怎样一步步沉默下去，最近，柴静在她的节目中有细致的梳理。
部分参考柴静的整理，1949年4月，上海还在放映桑弧导演的《哀乐中年》，张爱玲参与了剧本，没有署名。文华公司的老板吴性栽去了香港，她要走也走得了，却留了下来。三年前她写过一篇《williamhill官网 的日夜》，说满街打着补丁的蓝布，在她眼里就是williamhill官网 的国色；她也说过，文人像园子里的树，挪出去就得连根拔起。到了1949年，上海还有她的笔、她的朋友，还有她的感情。
可这一整年，她一个字也没有发表。与周恩来相熟的作家赵清阁约她给《大公报》写稿，文章一登出来，就被另一家左翼报纸骂作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，魏绍昌说她从此噤若寒蝉。报上那时正为一个问题争了好几个月：小资产阶级还能不能写？夏衍回答当然可以，北京的《文艺报》随即点名批评夏衍右倾，主持《文艺报》的正是丁玲。
张爱玲说过，无产阶级的故事她不会写，她只会写恋爱、结婚、生老病死。这个问题怎样回答，直接决定了她还能不能靠写作活下去。
1950年3月，张爱玲的《十八春》开始在《亦报》连载，写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。男女主角是两个职员，感情温厚，下雪天烤着火，听楼下叫卖豆腐干的声音渐渐远去，盘算着怎样攒钱结婚。署名改成了“梁京”，她后来告诉宋淇，这个笔名是桑弧替她取的，她自己的理解是梁朝京城，带一点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的意味，暗指她的家世。连载前一天，桑弧化名在报上推荐，称赞作者的思想感情比从前沉着安稳，是可喜的进步。这部小说成了她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作品，有女读者哭着找上门来，说书里写的就是她自己。
张爱玲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提到，桑弧还拿苏联小说举例，算出一个“一片大好”的市场，劝她留在大陆。
同一个月，桑弧开拍《太平春》，一部动员群众购买政府公债的片子。6月上映前，他先公开检讨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包袱。张爱玲化名写了一篇影评，她一向喜欢年画、社戏、昆曲，还向弟弟推荐过《白毛女》和《小二黑结婚》。可同一场电影里，银幕上半夜砸门抽壮丁，她说想起杜甫的“有吏夜捉人”，在挤满人的热戏院里，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。
张爱玲的影评刊出第二天，《文汇报》主编就点名批评桑弧的小资产阶级温情需要改造，夏衍随即出面替他说话。柯灵在给黄佐临和桑弧的信里转述，说那些批评不正确，以桑弧过去的作品来看，这部片子是一次飞跃的进步。